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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民協會理事長黃清龍|蔣經國是不是改革者?

「蔣經國是不是改革者?」這是筆者在閱讀蔣經國日記時,腦海中一直揮之不去的疑問。



眾所皆知,台灣在1980年代後期民主化大幅躍進,解除戒嚴、大陸探親、開放黨禁、報禁等重大開放政策,都是在蔣經國最後兩年完成的,影響以迄於今。所以無論喜不喜歡他,台灣的民主化與蔣經國是脫離不了關係的。


但是前期的蔣經國,在人們眼中卻是完全不同的印象。前監察院長王作榮在自傳《壯志未酬》指出,「在1950年至1960年代,可說是政府的高壓威權時代,而主控這一段時期權力的便是經國先生,這可說是人盡皆知的事。…而且為求將來能繼承大位,不著痕跡地、但無情地、不擇手段地整肅對自己有妨礙者,甚至一再用冤獄羅織入罪,所以我對他的印象不佳。」這也是真實的蔣經國。兩個完全不同的蔣經國,究竟是如何出現轉變的?我們又該如何看待他的功與過?


許多研究顯示,經濟發展是走向民主的必要條件。台灣的經濟是在蔣經國主政時期開始起飛的,從1972到1988這17年間,台灣的國家產出(GNP)成長將近16倍。由於經濟發達、加上教育普及,中產階級成為社會主流,為民主開放奠定基礎。因此,如果說蔣經國對台灣民主有一定功勞,應該是公道的。


但是經濟發展並不保證帶來民主政治。台灣的民主化是在幾大因素下促成的,其中有內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,有普遍因素也有特殊因素。


內在因素就是台灣從日治時代即已存在的人民反抗精神,在第二波及第三波民主動運獲得延續。此外,台灣有兩個特殊條件是其他地方所沒有或少見的,一個是省籍問題導致的威權軟化,一個是國共制度對抗產生的民主假戲真做,兩者相激相盪,終使「堂堂溪水出前村」。


至於影響台灣民主發展的外部因素,主要來自美國。美國除了透過軍事協防與經濟援助穩定台海局勢,在文化流行、意識形態乃至價值觀等方面也深刻影響台灣社會。特別是1970年代末台美斷交後,到1980年代風起雲湧的黨外運動,美國的背後支持至為關鍵。這也讓蔣經國對美國愛恨交加,日記中有大量痛罵美帝的記載。反過來恰恰證明,美國因素對推進台灣民主發展起到的作用。


除了美國因素,筆者查閱蔣經國日記還發現,中共因素對台灣的民主發展也產生了一定作用。這主要是指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的影響,讓他擔憂在中共加緊對台統戰攻勢之際,如以強硬手段鎮壓黨外,將失去海內外民心。


此外,1980年代國際潮流出現巨大變化,第三波民主浪潮擴散到亞洲的南韓與菲律賓,對台灣產生巨大衝擊。再加上「林宅血案」、「陳文成命案」、「江南命案」接連發生,還有讓社會動盪不已的「十信案」,這些重大事件接連發生,顯示既有的統治機器已經失靈乃至崩壞,如不改革就只能等著別人來革命了。


因此筆者傾向同意,蔣經國生前最後幾年的改革,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改變。蔣經國並不是個改革者,他的改革是被迫的。甚至可以這麼說,如果不是他晚年的身體不行了,如果不是兒子太不成材,他會不會在最後做出同樣的決定,恐怕還是個疑問。 (作者: 黃清龍/ 文:轉載中時電子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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